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裹着褪色的头巾，手里拿着个布包。她看着灵柩经过，忽然就跪下了，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抖动。哭声不大，但像某种信号。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哭泣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
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像受伤的野兽，躲在洞穴里舔舐伤口时发出的声音。
有人开始往路上扔东西。
不是石头，不是垃圾。
是花。
野花。从路边采的，从自家院子里摘的，甚至是从温室里培育的——这个季节本不该有这么多花，但人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白色的雏菊，黄色的蒲公英，紫色的勿忘我……一朵一朵，一束一束，扔在灵柩经过的路上。
花瓣被车轮碾过，被脚步踩碎，混进泥土里。
然后是糖。
硬糖，用粗糙的纸包着；水果糖，颜色鲜艳得有些刺眼；麦芽糖，黏糊糊的，用竹签串着；甚至还有旧帝国时期的宫廷饴糖，用精美的盒子装着，一看就是珍藏多年的东西。
糖被扔在路上，和花混在一起。
花与糖。
哀悼与甜蜜。
死亡与记忆。
墨文看着，眼眶发热。
他懂。
花，是给死者的祭奠。
糖，是给那个再也吃不到甜的人的补偿——补偿他一生吃的苦，补偿他坐在轮椅上度过的那些疼痛的日夜，补偿他为了这个国家耗尽的每一分力气。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挣脱母亲的手，冲到路中间，把手里的东西放在灵柩前。
是一颗土豆。
很小，表皮还沾着泥土。男孩把它放在路上，然后退回去，紧紧抱住母亲的腿。
土豆。
维特根斯克灾区的象征。
张天卿生前最后几个月，最牵挂的地方。
队伍没有停，灵柩从土豆上方经过，没有压到它。
但后面的人看见了土豆，哭声更大了。
墨文的目光继续在人群中搜索。
突然，他停住了。
在人群的边缘，靠近一条小巷的入口处，站着一个人。
很高，很瘦，穿着深灰色的粗布长衫，戴着一顶破旧的毡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上半张脸。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但墨文注意到了他的手。
他的双手自然垂在身侧，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右手食指的指尖，有极细微的暗金色光芒在流转——不是反射的光，是自身发出的光，很微弱，但在灰暗的晨雾中，像一粒火星。
墨文的心脏猛跳。
他死死盯着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