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那种喝茶的满，是聊天的满。老人们在打牌，下棋，吹牛。年轻人在谈生意，谈工作，谈将来。还有几个闲人，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儿，听别人吹牛，偶尔插一句嘴。
王老师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茶。
茶很淡，是那种最便宜的碎茶。但他喝得很慢，很享受。
对面坐着一个人。
五十多岁，穿着半旧的工装，指甲缝里嵌着煤灰——矿工。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额头上有一道疤，是井下磕的。
“王老师，”矿工说，“我儿子想读书。您给指条路？”
王老师放下茶杯。
“你儿子多大？”
“十四。”
“读过书吗？”
“读过两年。后来打仗，停了。”
王老师点点头。
“让他去考第七区中学。考上了，免费。考不上，我给他补课。”
矿工愣了一下：“您……您给补课？”
“怎么，嫌我老了？”
“不是不是！”矿工赶紧摆手，“我是说，您不收钱？”
王老师笑了。
“收。”他说，“但你儿子将来有出息了，记得回来看看我就行。”
矿工看着他，眼眶有点红。
但他没哭。站起来，鞠了一躬。
“王老师，我替我儿子谢谢您。”
他走了。
王老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窗外，阳光正好。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黑金的监狱里，他偷偷教一个小孩认字。那小孩后来死了，死在他面前，才十二岁。
他低下头，看着杯子里的茶。
茶叶沉在杯底，像一小撮黑色的泥。
他轻声说：
“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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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荣军院。
米哈伊尔蹲在甜菜地里，用那两根残存的手指拔草。
他拔得很慢，很小心，怕伤到嫩芽。
旁边，安德烈坐在轮椅上，正在教几个新来的伤残士兵认字。他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字，一笔一划，很慢，但很清楚。
“人。”他指着地上的字，“这个字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