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问题就在于，这个“理论”，它就只是个理论！
后世之人，笼统地将明末的财政崩溃归结于土地兼并，看似是唯物主义史观，却其实又犯了机械化、死板化的毛病。
每一个具备“实事求是”精神的现代人，都会尝试去探究那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收不齐？每个地方收不齐的原因都一样吗？”
而不是一脑子将之归罪于贪腐、地主兼并、投献诡寄这些笼统而正确的废话上。
朱由检便是如此。
例如山东毗邻黄河，在漕运为先的前提下。
临近运河之地，若是干旱，不能取水灌溉，因为要保运河。
若是汛期大水，又要被淹没，因为还是要保运河。
那么山东一省的症结，或许就在于水利，在于漕运与地方的利益冲突。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翰林院整理出的历代奏疏中，山东籍的官员总是前仆后继地请奏开通胶莱运河。
胶莱一开，海运大兴，山东就能从漕运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当然，有胶莱海运派，就有漕运利益派，这背后的博弈，且先不去说他。
又例如河南，藩王众多，宗室遍地，赋税沉重，百姓逃散，一副荒无人烟，却又“勃勃生机”的诡异模样。
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或许就该是抑制藩王，清查田亩，重理赋税，招民垦荒。
再比如福建、广东的重点是海贸，陕西、山西的重点是防旱，云贵川等地的重点是土司和矿产……
总之，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特色，都有其独特的问题。
绝不是简单派出一个大员，粗暴地要求他到了地方极限施压，把钱粮催上来就可以的。
那是崇祯的做事逻辑，可不是他永昌帝君的做事逻辑。
因此，在真正的地方大员确定之前，朱由检自己也要先了解清楚每个省的特点、大概现状，以便酌情去制定每个省的考核目标。
当然，他也不会自己瞎定。
地方大员自己的经世公文，该省籍贯出身的官员的陈情，过往曾经任职过该省的官员的建言，都需要汇总起来，一一商定。
反复公示、讨论、确认，再公示、再讨论、再确认，如此循环往复，才能最终定稿。
在这么一个信息来源复杂、利益诉求多元的讨论场中，文臣集团是不可能团结一心去隐瞒真相的。
他朱由检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手段，去发现那些隐藏在锦绣文章背后的真相。
……
而《各科进士分省罢斥透视图》这个表格的诞生，其实正源自于朱由检一个非常朴素的猜想。
——过往那些赋税逋欠严重的地方，会不会是因为该地的官员被罢斥得太多了呢？
毕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朱由检自己要是被罢官回了乡，那地方上的赋税交与不交，又干我朱大官人鸟事？
权力的餐桌上既然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那我自然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地方上的财税越是荒废，不正越显得当初对我的罢斥是错误的吗？
国朝不衰败，又怎能显出我这些在野士人的风骨与价值，又怎有重新起复的机会？
当然，这也只是猜想。
说不定反而是任职官员越多的地方，盘根错节，才有底气去对抗朝廷的催征呢？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