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朝廷无为，不等于诸侯无为。
“七国之乱”彻底宣布了“无为而治”的终结。
到了武帝时期，“无为而治”内不能助朝廷稳固大一统格局，外不能应对匈奴之虎视眈眈、时时扰边，举国上下瞬间陷入“无治国之本”的混乱中。
董仲舒顺势而起，重构儒学，以孔孟儒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提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君权神授，君王受命于天等一系列理论基础，使孔孟儒学蜕变为“帝王之学“。
如此，不仅稳固了大汉的一统格局，也让君王的合法性得到了最根本的诠释。
此学说，完全满足了武帝的政治需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时而生，“三纲五常”也成了治国的伦理规范。
只不过，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与孔孟的本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本意是强调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角色定位与各尽其责，为“三纲”提供了基础雏形。
孟子则进一步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伦”，完善了儒家的伦理框架。
而到了董仲舒这里，则变成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从而建立了“阳尊阴卑”的“尊卑”理念，并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规范。
可此时毕竟还是汉，尽管儒学已经深入人心，可如道学、法学、纵横学、名学等诸子百家学说，并没有完全被摒弃。
或者说，“以儒治国”虽是主流，可还是有人私下里钻研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
汉以后“以儒治国”之所以近乎到了牢不可破的程度，皆因“君权神授”给了统治者最高的合法性，才在宋朝被彻底固化。
在场众人都是饱学之士，自是知道“君臣有义”与“君为臣纲”之间的本质区别。
可见，大汉的治国之本，并不是原本孔孟的儒家学说，而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或者说，蔡成话里话外，质疑的便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这方面，别说蔡成质疑，仅在场的数千名流士子，也不乏有质疑之人。
现场静寂无声，尽管内心中有排斥，可也在反复思考，思考着“儒学治国”到底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命数”之说，来否认儒学有其不妥之处。
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衰，与治国之学无关，而是由王朝的命数来决定的。
命数已尽，用什么治国都无法挽回。
当然，此时蔡成刚刚开始质疑，而且用了史上“不同阶段当用不同治国之策”之论据，却没有直接说“儒学治国已然不合时宜”。
关键是有汉以来，也有过“治国之本”的变更，也就是从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变成了“独尊儒术”，而且还是“外儒内法”，使得持有“治国之本不可变”观点之人，无法坚持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