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来的是王桂芳。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新钞，放在案板上，用手指压平。她昨天拿到新钞之后，把家里要买的东西一样一样标价，算了半个晚上，得出一个结论：她男人一个月的退伍补贴能买到的东西，比旧币时代多了三分之一。“一块。”
老孙接过那张新钞时愣了一下。不是钱新——是她的语气和昨天不一样了。昨天是软的，怯的。今天是平的，稳的。他把豆腐切下来，装好递过去。
“老孙，这新钱能用。我刚才走了一圈，白菜、鸡蛋、煤，用新币算都比昨天便宜。这钱不是骗人的。”
老孙没有说话。他看着王桂芳走远的背影，脚步比昨天快了。
中午时分，菜市场里的摊位都摆着两个价签——新币价和旧币折合价。卖鸡蛋的女人用粉笔在黑板上圈起一个“昨天价”，卖煤的老头用歪歪扭扭的字自己写价签。他说，自己写的东西，自己认。
傍晚，安东尼多斯站在圣辉城商业银行东城支行的柜台后面，没穿西装，穿了一件旧夹克。他是临时决定来蹲点的——看报表不如看柜台，柜台能看见人的眼睛。
下午四点，他看到了上午那个老工人。他又来了。他从怀里掏出两沓钱——一沓新钞，一沓旧钞。把旧钞推进窗口换了新钞，然后把两沓新钞并排放在柜台上低头看了很久，抬起头，看着窗口里的安东尼多斯。
“你认识我。我是上午第一个换钱的。上午换了八百三十万。下午去菜市场走了一圈，用新币买的豆腐、白菜、鸡蛋，比昨天便宜。这钱能用。”他把两沓新钞叠在一起，放进怀里，转身走了。
安东尼多斯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玻璃门外，忽然想起父亲烧钱的那个画面。那一盆火，烧的是旧共和时代的全部信任。父亲用了半辈子经营的钱庄，最后只剩一盆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个在流水线上站了三十年的老工人把新钞揣在怀里，说“这钱能用”。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只手签过七次改革方案。第一次签在黑金战争的硝烟里——用敌人的武器当发行准备。第二次签在统一北方的铁轨上——用北境矿山当统一锚。第三次签在南方新建的纺织厂里——用轻工业当落地杠杆。第四次签在封锁最紧的那年冬天——用物资本位对抗国际封锁。第五次签在外汇储备见底的那个深夜——用家族黄金换矿山设备。第六次签在空袭废墟还在冒烟的春天——用重建公债换废墟重生。第七次签在繁荣期到来时——用矿产税收换区域均衡。
七次都成了。七次都在绝境中找到了那把钥匙。他曾经以为财政部长的工作就是在绝境中找钥匙——门锁死了，敌人围在外面，你必须在窒息之前找到那把唯一的钥匙，打开唯一的门。但这一次没有敌人围在外面。门是开着的。门外是平路，路很长，看不到坡。这时候他才明白，真正的难题不是开锁，是走路。
而走路靠的不是一个部长的算术，靠的是那个老工人把新钞从窗口接过去的那只手——和他明天走进菜市场时，脚步会不会比今天更快。
他翻到第八份草案最后一页，在签名栏旁边写了一行字。不是写给雷诺伊尔看的“新币之信不在金在物”——那是结论。他写给自己的，只有四个字。
“高质量发展。”
他签了名。笔迹很用力，几乎划破了纸。窗外，圣辉城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远处，那束从明日方舟基地升起来的光柱还在，很弱，很淡，但不会灭。明天，菜市场的豆腐摊前还站着人。那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