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名单，共涉及一百一十二个机构。其中撤销的六十八个，合并的四十七个。撤销和合并之后，中央一级的直属部委办局从四十七个减至二十九个。事业单位从一百二十三个减至七十八个。各类领导小组、协调委员会、临时办公室全部撤销，其职能划归相关部委。这不是拍脑袋。这是每一个机构都经过了三轮评估：有实际职能的保留，职能重叠的合并，没有实际职能的撤销。评估标准只有一条——这个机构，是在做事，还是在做样子。做样子的，撤。”
台下有人举手。是文化部的老部长，姓谭，头发全白了，戴着老花镜，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河床。他的声音沙哑，但很清楚。“主理任席，我同意精简机构。但我想问——部委从四十七个减到二十九个，那些被撤销的部委的职能怎么办？文化部是不是也在被合并之列？”
“文化部和教育部合并，组建文化与教育部。职能不丢，人裁一半。”
谭部长沉默了。他站在那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一下，一下。他干了一辈子文化工作，从旧共和时代就在文化部，经历了三朝更迭，看着文化部的预算一年比一年少，看着那些年轻人在街头巷尾唱歌跳舞却和“文化”两个字没有任何关系。“合并我不反对。但我想说一句话——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文化部以前人很多，管得也很多，管到最后，什么都没管好。合到教育部也好。教育是根，文化是叶。根扎深了，叶子才能绿。”他停了。“我只有一个请求——那些做文化研究的人，不是行政人员，能不能留下几个？他们是真做事的人。”
雷诺伊尔看着他。“能。做事的留，做样子的走。你自己定名单，报上来。”
谭部长点了点头，坐下了。
接下来发言的是被推出来代表各省省长发言的人，东川省省长郑维山。他站起来的时候，会议室里安静了。所有人都知道他要说什么——中央裁了，省里裁不裁？裁多少？他身体微微发福，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但眼睛底下有黑眼圈。他昨晚从东川赶来的，坐了一夜火车。“主理任席，中央裁三分之一，省里裁不裁？”
“裁。”
“多少？”
“各省根据自身情况制定裁员方案。裁减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不高于百分之四十。方案报中央审批。”
郑维山没有坐下。“主理任席，我说句实话。省里裁比中央更难。东川省是战后重灾区，工厂倒了三分之二，失业率高，财政靠补贴。省里的公务员，大多是本地人，被裁了以后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工作。到外地去，他们不会说北境语，不会开矿山的机器，不会出海捕鱼。他们只会坐办公室。坐办公室的人，去哪里找办公室坐？”
“坐办公室的人，不一定非得坐办公室。你们东川省有退伍老兵安置问题，有棚户区改造问题，有劳改人员再就业问题。这些事都需要人去做。省里那些被裁掉的公务员，可以转到基层去——不是去当官，是去当社工，当社区服务员，当就业辅导员。他们懂政策，懂流程，懂怎么跟上面打报告。这些本事在机关里是冗余的，在基层是稀缺的。把他们放到基层去，放到棚户区旁边那间灰扑扑的社区服务站里去，让他们帮那些不识字的人填表、帮退伍兵查安置政策、帮棚户区的女人找培训中心的名额。这才是做事。不是盖章。”
郑维山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下了。
雷诺伊尔看着在座的人。“还有谁有意见？”
角落里有人举手。他不认识这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制服，胸口别着工牌，手里捏着一份稿子。是圣辉城市政环卫处的，叫周敬亭，被工会推举为工人代表参加今天的会议。他站起来的时候，声音有些紧张，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主理任席，我是圣辉城市政环卫处的。今天工会推荐我来参加这个会。我是个扫大街的，扫了二十年，带一个五十人的清扫队。我不懂那些编制、预算、机构改革。但我想问一件事——您刚才说，公务员喝茶看报，因为人太多了。这个我信。但我们环卫队呢？我们不是公务员，我们是合同工，一个月工资六百块。五十个人，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扫到七点收工。圣辉城三百万人口，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八百吨。我们的车不够，人也不够。但我们不能停。停了，垃圾就会堆满街道。我的问题很简单——您说让做事的人留下，做样子的人走。做事的人，能不能多用几个？”
会议室里很安静。雷诺伊尔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说得对。我说了半天行政机关裁冗，但我没提一线。环卫、公共交通、供水、供电、防疫、养老护理、消防——这些直接面对老百姓的岗位不是冗员，是缺员。”他把手按在文件上，转向方远志。“把机关里省下来的那一百八十亿，拿出一部分充实一线公共服务岗位。不是让他们当公务员，是给他们发工资、买设备、上保险。把社会公共服务支出从财政总盘子里提高三个百分点。”然后他转回来看着周敬亭。“你那个清扫队——五十个人，平均年龄多大？”
“五十二岁。”
“年轻人为什么不来？”
周敬亭沉默了一下。“工资太低。六百块钱，年轻人要租房，要养孩子，不够。我们队里的年轻人都是实在找不到活了才来的，来了也待不久。去年招了八个，年底走了六个。剩下两个，都是四十几岁。”
“清扫队的合同，签了几年？”
“一年一签。”
“从今天起，圣辉城市政公共服务合同改三年一签。月工资提到八百五十元。年底双薪。工作满三年，子女入学享受就近优先安排。做到第五年的，纳入城市保障性住房优先配租名单。”他看着周敬亭。“这不是施舍。是你们应得的。你们凌晨四点起来的时候，那些喝茶看报的人还在睡觉。”
周敬亭站在那里，手里捏着那份稿子。稿子上的字他背了很多遍，但他现在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然后他鞠了一个躬，坐下了。
雷诺伊尔把文件合上，双手按在最上面。“四件事——裁员，裁三分之一；并机构，从四十七个部委减到二十九个；充实一线，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改革晋升制度，废论资排辈，立绩效为先。四项方案，全部宣读完毕。现在表决。”
四百二十只手同时举起来。没有一个人落下。法槌落下。笃的一声。“全票通过。”
散会了。人潮从大会议室里涌出来，脚步声、议论声、翻文件的声音混在一起，沿着走廊往各个方向散去。周敬亭一个人坐在位子上，手里还捏着那份稿子。稿子上写满了字，有些字写错了，用笔划掉了在旁边重写。他低头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稿子折好，放进口袋里，站起来，走出去了。
雷诺伊尔没有走。他坐在会议室里，一个人。灯还亮着，那摞文件还摊在桌上——三十七万四千人的编制报告，一百一十二个机构的合并撤销名单，各省各部委的承诺书。他伸出手，把这些文件一份一份收拢，四角对齐。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圣辉城的天，灰蒙蒙的。远处那束光柱还立着。
身后有脚步声，很轻。他没有回头。“主理任席。”是方远志的声音。
“嗯。”
“今天您念那份名单的时候，谭部长的脸很白。他是文化部最后一个老部长了。旧共和时代就在文化部，干了快四十年。文化部撤销，他可能就退了。”
雷诺伊尔转过身。“他走之前，让他把那份名单交上来。不是被裁人员的名单——是那些‘做事的’研究人员的名单。他说文化是养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他说得对。他要退休，让他退。但他手里那些做研究的人，不能退。他们退了，卡莫纳的文化就只剩下街头巷尾唱歌跳舞。唱歌跳舞也是文化，但不能只有唱歌跳舞。”
方远志点了点头。他站在那里，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