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它知道你。它知道每一个人。它知道你杀了多少人，知道你为什么杀，知道你还会杀多少人。它知道你的账还没收完。它知道你还不了。所以它来找你。给你能力，给你工具，给你机会。让你继续收。收到收不动为止。收到你自己也不想收了为止。收到你死的那天为止。”
丧钟看着他。“它来找过你？”
“来过。在我死的那天。它把我从河里捞起来，给了我能力，让我去阻止你们找明日方舟。我没有去。我让人杀了我，又活了。它没有再来找过我。也许它觉得我没用了。也许它在等。等我自己想通。等我自己去找它。”他看着丧钟，“你想通了？”
丧钟没有回答。他看着那条河。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极细的光，灰白的，像有人用刀在夜幕上划了一道口子。
“你的账收不完的。”林砚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很轻，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你杀一个人，就多一笔账。你记一个人，就多一笔债。你记了一辈子，还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欠着。”
丧钟转过身。他看着林砚舟，林砚舟也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很久。
“你打算怎么办？”丧钟问。
林砚舟想了想。“不知道。也许继续走，走到走不动为止。也许找个地方坐着，等天黑，等天亮，等那枚法官徽章从碎纸机的刀缝里被人捡出来。也许永远没人捡。也许有人捡了，看了一眼，扔进垃圾桶。也许那枚徽章还在碎纸机里，卡在刀缝中间，等着下一个被撕碎的人。”
丧钟看着他。他想起那枚法官徽章。那枚从碎纸机里捡回来的、残缺的、被碾得变形的法官徽章。他不知道它还在不在。也许在，也许不在。
“跟我走。”丧钟说。
林砚舟看着他。“去哪儿？”
“不知道。先离开这里。有人在追杀我。你跟着我，也会被追杀。”
林砚舟笑了。“我已经死过一次了。不怕第二次。”
丧钟看着他。他看着那双很深很亮的眼睛，看着那两口枯井，看着井底那点正在闪的东西。那东西和他眼睛里的东西一样。是烧过了头的炭火，快要灭了反而更亮。是同一种光。是知道会死、但还是要往前走的人才会有的光。
“走吧。”丧钟转身，沿着河堤往北走。林砚舟跟上来，走在他旁边。两个人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轻，像怕踩碎什么。风吹过来，把他们的衣角吹得翻卷起来。天边那道灰白的缝越来越宽了。光从缝里漏出来，金灿灿的，照在河面上，照在他们的脸上，照在那条不知道通往哪里的路上。
“你叫什么名字？”林砚舟问。
“丧钟。”
“那是代号。我问的是名字。”
丧钟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他没有理。“忘了。”
林砚舟没有再问。他们继续走。河水在他们左边流着，很慢，很静。路在他们前面，很长，很远。他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许去圣辉城，也许不去。也许找个地方坐着，等天黑，等天亮，等那个永远不会来的明天。也许那个明天会来。也许不会。但他们不会再一个人走了。
新历16年5月6日圣辉城政务院大礼堂。灯全亮着，白光从天花板上浇下来，照在每一个人脸上。三百多个记者挤满了大厅，过道里都站着人，摄影机架在人头顶上，镜头对着讲台，红灯亮着，在灰色的光线里像很多只很小的眼睛。
叶云鸿站在台上。他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外套，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他的头发刚剪过，鬓角推得很短，露出青白的头皮。他的脸很白，嘴唇没有颜色，眼窝很深。但他的眼睛是亮的，像两块被烧透了的炭，快要灭了，反而更亮。他没有拿稿子。
“今天，宣布几项新政。”
台下安静了。闪光灯不闪了，摄影机的红灯还亮着，像很多只不肯闭的眼睛。
“第一，消费者合理赔偿。买到假货、劣货、过期食品的，商家按原价三倍赔偿。不退不赔的，吊销执照。举报有奖。”
台下有人点头，有人低头记笔记。
“第二，疑罪从无。没有证据，不能抓人。证据不足，不能判刑。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不算。谁逼供，谁坐牢。”
台下安静了。记者们看着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第三，减少土地税、农民税。土地税减一半。农民税全免。从今年开始，农民种地不交税。种多少，得多少。”
台下轰的一声，炸开了。有人站起来，有人喊问题，有人对着通讯器低声说着什么。叶云鸿没有理。他站在那里，等那阵声浪过去。声浪过去了，安静了。
“第四，提高工人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百分之三十。从下个月开始执行。”
他顿了顿。
“第五，建造核电站。三座。同时开工。工期三年。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家属可以住在核电站旁边的两栋楼里。不愿意住的，可以申请调岗。调到一个平稳的、安全的、不需要担心辐射的职业。比如——教师，医生，图书管理员。国家负责培训。培训期间，工资照发。”
他看着台下那些脸。那些惊愕的、兴奋的、怀疑的、茫然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