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一方面利用垄断地位，以远高于国际市场，
如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向农民出售化肥、
农药、农机等生产资料，推高了农业生产成本；
另一方面，在收购农产品时又极力压低价格 。
这种“加价抽水”的模式导致农民虽然面临高昂的米价，
但实际到手的收入十分微薄。
而且为了维持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和金融业务规模，
农协长期反对农业的结构改革，如土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 。
通过游说政府实施“减反政策”（限制水稻种植面积以维持高价）和征收高达数百甚至上千的关税，
农协将缺乏竞争力的零散小农和大量兼业农户强行留在土地上 。
这导致日本大米生产成本极高（几乎是美国的十倍），
且水稻种植户的平均年龄高达69岁，农业彻底失去了活力 。
在农协主导的高米价和高补贴体系下，
真正靠种地维持生计的“主业农家”占比极低（不足10%），
绝大多数种稻者实际上是拿工资的上班族或退休老人 。
由于成本高昂，许多农户按照农协的批发价卖米不仅不赚钱，甚至会亏本。
据统计，日本农户每户种植水稻带来的年纯收入仅有约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00元），
农民必须依赖其他兼职收入或政府补贴才能生存
农协拥有庞大的金融和保险业务，
比如其农业中央金库就拥有超100万亿日元存款，
它通过维持高米价和高农资价格，促使农民将兼职收入或卖地收入存入农协银行。
农协的真正利益在于通过高物价和高关税来维持其金融帝国的资金池，
而非提高农业本身的生产效率 。
日本农协虽然在表面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但实际上是将农民绑定在了一个高成本、低效率的封闭体系中。
它透支了农业的未来，导致农民收入微薄、老龄化严重，
同时也让日本普通消费者承担了高昂的粮食价格，
最终导致了农民和消费者两败俱伤的局面。
‘这完全就是一个改革失败、被资本主导的资本怪物！’
张杰于心中对岛国农协做出评价，
唯一可以和它媲美的大概就是三哥那千千万万大地主组成的庞大食利阶级了。
“嗯？”
‘他怎么来了？’
突然，正在吃瓜的张杰眉头一挑，向张楚岚吩咐道：
“楚岚，外面有客人来访，你去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