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辰看向投资司司长。
“我们现行的项目审批，更多关注产业政策、规划布局、环境评价、节能审查等。对项目本身的资金平衡、偿债能力、特别是可能引发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关注不够、约束不硬。”
“新的机制，要求对地方政府投资或变相投资、可能形成政府隐性债务的重大项目，在审批或核准时，增加‘融资约束审查’环节。”
“审查什么？”他自问自答。
“一是审查项目资金来源是否落实，资本金比例是否达标，是否过度依赖债务融资，特别是短期高成本融资。”
“二是审查项目自身的现金流平衡能力和偿债能力。对那些明显缺乏市场收益、主要依靠政府付费或补贴的公益性项目，要从严控制，确需建设的，必须落实财政资金保障，严禁‘先上车后补票’或‘包装’成市场化项目融资。”
“三是审查项目实施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和融资行为规范性。防止平台公司借新项目之名，行融资还旧之实。”
“这个审查，不是发改委一家说了算。”江辰强调，“要建立由发改、财政、金融监管等部门参加的联合审查机制。审查不通过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金融机构不得提供融资。”
法规司司长提出：“主任，这个机制涉及对现有投资管理程序的重大调整，也涉及对地方政府投资决策权的约束，推行起来阻力恐怕不小。而且，‘债务高风险地区’如何界定？标准是什么？”
“阻力肯定有。”江辰坦然道，“但比起债务风险失控带来的系统性冲击，这个阻力必须克服。G省试点证明，事前约束的痛苦，远小于事后化解的代价。”
“关于‘高风险地区’的界定，正好与我们刚才说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挂钩。可以根据预警体系划定的风险等级，对中高风险地区自动触发融资约束机制。风险等级越高，约束越严格。形成风险监测与融资约束的闭环管理。”
“制度的价值在于形成稳定预期。当所有参与者都清楚，超越自身能力、忽视风险的投资行为将受到硬约束，盲目扩张的冲动便会受到抑制，资源配置便会趋向理性。”
会场里陷入了思考和讨论。
财政金融司司长说：“这两个机制如果真能建立起来，确实是治本之策。但操作层面极其复杂。风险评估的指标权重怎么定？数据共享的权限和保密如何平衡？联合审查的职责如何划分，出了风险谁负责？这些都需要极其精细的设计。”
“是的。”江辰点头，“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要分步走，稳步推进。”
他部署下一步工作。
“第一，请政策研究室牵头，成立专项研究小组，邀请相关部委、高校、智库的专家参加，用三个月时间，深入研究国内外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融资约束的经验教训，提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效防控机制’的总体框架和实施方案。”
“研究要实，要能落地。可以先从完善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指标入手，再从G省等试点地区开始，探索建立重大项目融资约束的试点机制。”
“第二，请信息中心会同相关司局，立即启动多部门数据共享需求的调研和对接工作。先易后难，先从共享一些不涉及核心机密、但又对风险判断关键的宏观和中观数据开始，搭建数据共享的雏形平台。”
“第三，请法规司提前研究相关机制可能涉及的法律法规调整问题，特别是《预算法》、《担保法》以及投资管理、金融监管相关法规的衔接，提前做好预案。”
他看向所有人。
“同志们，我们做这件事，可能短期内看不到显赫的‘政绩’。它不像上一个大项目、批一个重大工程那样引人注目。但它是一件打基础、利长远、防风险的要事。”
“今天我们在G省试点中化解的风险，可能就是昨天因为没有这套机制而积累的风险。我们不能总是当‘救火队员’，疲于奔命。我们要努力成为‘防火专家’，构建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
“为政者的远见，不仅体现在解决当下的难题，更体现在预见未来的挑战，并为之铺设轨道、建立护栏。这需要超越任期周期的担当，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
散会后，江辰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楼下长安街的车水马龙。
城市的脉搏强劲而有力。
但在这繁华之下，是否还有类似G省滨湖市的潜在风险，正在某个角落悄然累积？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力打造一套更灵敏的“监测系统”和更坚固的“防护网”。
手机响了。
是父亲发来的信息。
“辰儿，近日读报，见有论地方债务之文。忽想起《黄帝内经》有言：‘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防患于未然，善之善者也。然知易行难，汝其勉之。父字。”
江辰心头一暖。
父亲总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与当下治理相通的智慧。
“上工治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