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一点十七分，陈默桌上的电话响了。
来电号码没有显示，但他知道这个时候能打进这部电话的人只有方正邦。
“方主任。”陈默叫了一声。
“钱国华开口了。”方正邦的声音很低，背景里听不到任何杂音，“但他不是自己想说，是证据把他逼到了墙角。”
陈默握着电话，没有立刻追问那个名字。
“证据能对上吗？”陈默问了一句。
“正在对。至少目前为止，他交代的资金路径、见面地点和联系人，与我们掌握的外围材料基本一致。”方正邦应着。
时间退回到两个小时前，钱国华坐在中纪委临时办案点的讯问室里，身上还是被控制时穿的那套衣服。
桌面上没有茶，只有一杯温水和一叠空白的讯问纸。
从进门开始，他就反复说同一句话：“我愿意配合组织调查，但涉及其他同志的事情，我不能凭印象乱讲。”
这句话听上去谨慎，实际上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负责讯问的两名干部没有急着反驳，也没有连续施压。
他们先按照程序告知权利义务，然后把问题从最简单的个人经历问起，从任职时间问到家庭情况，再从家庭情况问到近五年的出行记录。
钱国华回答得很慢，却几乎滴水不漏。
直到办案人员问出第一个真正关键的问题。
“你从二〇一九年开始，为什么每年都要以调研、看病和探亲的名义前往京城十次以上？”
“正常工作往来。”
“其中十七次没有公务接待记录，十一晚住在西山附近，也没有使用你本人名下的银行卡。怎么解释？”
钱国华抬起头应道：“朋友安排的住处。”
“哪个朋友？”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办案人员没有继续追问，只把第一只文件袋放在了桌上。
里面是他的出行记录、车辆轨迹和西山会所外围的监控截图。照片并不清晰，只能看见钱国华先后乘坐三辆不同的车进入同一个区域。
但每一次，他进入以后，随身携带的工作手机都会关机。
“你可以记不清朋友的名字，但基站不会忘记你什么时候关机，沿途的摄像头也不会忘记你坐过哪辆车。”
“关机不违反规定吧？”钱国华反问道，“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工作打扰，这也要解释？”
“一次不需要，十七次就需要。”办案人员说道，“而且每次关机前，你都会先拨打同一个号码。通话不超过二十秒，号码随后停机。”
“工作联系那么多，我不可能记住每一个号码。”
“你当然可以说不记得。”办案人员看着他，“但你每次从西山离开，第二天都会有一个与长江航运有关的项目得到推进。审批卡点不同，涉及部门不同，结果却完全一样。”
钱国华皱起眉头：“项目推进是正常履职，不能因为时间接近就说两者有关。”
“所以我们没有只问时间。”办案人员平静地说道，“我们还在问，为什么这些项目每次推进前，地方上都会有人提前说一句‘上面已经同意了’。这个‘上面’，指的是谁？”
“我不知道别人说过什么。”
“那就先说你自己说过什么。”
钱国华重新低下头，避开了办案人员的目光。
钱国华看了几眼，把照片推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