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皮尔爵士下达的最新任务指令，鉴于伦敦各地愈演愈烈的抗议示威及大规模集会活动，苏格兰场所有警区都选出了一部分经验丰富的警员，并委派他们便衣进入各个集会场所进行秘密执勤。

这倒也不怪皮尔爵士反应大，因为像是‘要求议会改革和扩大选举权’这样的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英国第一次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要求议会改革运动，正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

就像皮尔爵士在内务部文件中强调的那样——每次法国革命都会在英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英国下层人民极大的政治热情，它改变了很多英国百姓自光荣革命以来的固有观念，让他们意识到了原来政治不止是大人物的私人事务，黎民百姓同样有资格参与。

首先对旧有观念发起冲击的是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的重要成员理查德·普赖斯牧师。

他在一次纪念光荣革命101年的活动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爱我们的祖国》的布道，其中提到了一个对于后续改革运动至关重要的观点——光荣革命的最重要遗产是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可以随时撤换它。

但这一观点立刻激起了辉格党文胆艾德蒙·柏克的激烈反驳，柏克发表出版了《法国革命感想录》一书，并在里面提出了他的看法。

——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恪守传统。传统维护了社会的存在，因此是社会的基石。法国大革命正是因为破坏了传统，所以才将法国引向了崩溃，英国不能步法国的后尘，它必须维护传统，保障国家的安全。

而在柏克占据上风时，托马斯·潘恩出版了《人权》与柏克进行交锋。

潘恩在书中强调，每一代人都有权力选择自己喜欢的政治制度，其先辈无权决定。选择政治制度是英国人生而有之的天赋人权，英国人为保卫这个权利应该战斗到底。

但在现有制度下，劳动者被剥夺了这个权利，因此造成了他们的普遍贫困。只有恢复他们的权利，才能将他们从贫穷当中解救出来。

潘恩的《人权》一经出版，在一年内便突破20万册的销售量。

在这样的社会气氛下，一系列主张改革的民间组织被建立了起来，类似‘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和‘伦敦通讯会’这样规模达万人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这一切都使得英国政府感到极为惊惧，他们认为这些组织的出现是革命的前兆。

于是本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准则，英国当局迅速逮捕了伦敦通讯会和设菲尔德宪法知识会的重要成员，并以叛国罪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起诉。

伦敦通讯会主席马格罗特和杰拉尔德最终被判流放十四年，但其他大部分成员则被陪审团以证据不足宣判无罪释放。

而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议会改革运动也随之陷入低谷期。

但是从前记忆依然存在于议员们的脑海里，这也由不得皮尔爵士不谨慎应对。

毕竟经过这几十年的验证，托利党已经证明了，单纯地运用暴力手段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

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虽然反对议会改革，但他俩也同样坚定地认为应当尽可能少的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尽管这一观点看起来十分矛盾，但确实是威灵顿内阁的现行政策。

他们寄希望于过段时间英国公众能够将议会改革的事自行遗忘，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镇压集会。

但就亚瑟这两天的观察来看，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的算盘应当是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