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利益，给朝廷创收的事儿，朝中都是反对者居多，国之九经修文德以柔远人。

　　小皇帝居然要亲事农桑，朝臣们一定会上奏言事。

　　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农学和儒学之争。

　　农学主张“君民共耕”和“收获均分”，君民共耕，就是君王亲自参与农事，而收获均分，意思是所有收获要均匀的分给所有人。

　　收获均分在先秦的生产力是绝不可能达到的，类似于理想国、大同世界的政治理念。

　　而君民共耕，这个更是被儒家圣贤——孟子，亲自驳斥过的观点！

　　《孟子·滕文公上第四章》详细的记录了孟子如何亲自跟农学陈相，辩论君民共耕的问题，以孟子压倒性优势获胜，当然这是儒学的单方面记载，农学早已失去了道统。

　　这都先秦时代的故事了，大明儒生们，还会拿着先秦时代的争执来争辩明朝的道理吗？

　　这不是拿着前朝的尚方宝剑，管大明朝的皇帝？

　　儒学士们，还真的会。

　　因为儒家是一个极其崇古的学说，儒学士是一个极其崇古的集体，群臣上奏，最喜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法三代之上，一张口，就是尧舜禹如何如何，似乎不如此引用一番，就显得自己没学问一样。

　　皇帝亲自种地，那天下的肉食者们，岂不是人人都要种地？

　　这打的就是儒家大圣人孟子的脸，打的就是天下儒学生的脸。

　　君民同耕，大逆不道！

　　李太后是不懂学问，但是她懂大臣，这些个大臣们没事还想说教一番，更别提有事了。

　　李太后和陈太后，两宫太后，对腐儒颇为不满，陈太后更是觉得朝中大臣，是拿着儒家那些条条框框约编了一个筐，把皇帝放了进去，大臣不过是借着圣贤二字，约束皇帝。

　　那些个深受儒家教育的大臣们、势要豪右们、缙绅们，对儒学经典，但凡是有一点恭顺之心，还能置国家不顾，不弘只毅，就知道矢志不移的挖大明的墙角？

　　李太后语重心长的解释了一番原因，若是皇帝真想做，也可等到长大了，等到了亲政时候再做。

　　朱翊钧全然了解李太后的担心，点头说道：“孩儿知道了。”

　　他回到乾清宫内殿寝室之后，既没有读圣贤书，也没有思考晋党之事，而是在思虑着，如何把种植土豆、番薯这件事推行下去。

　　朱翊钧连收洋船的税都顾不上，全部的心思都在这土豆、番薯之上。

　　他在短暂权衡之后，就决定一定要走下去，而想要摆脱君民同耕的礼教束缚，这件事的关键先生，不是旁人，正是张居正。

　　张居正掌控内阁，若是他能够坚定的支持自己亲事农桑，君民同耕，那这件事未必不能成行。

　　张居正不是个传统的、守旧的、迂腐的、冥顽不明的儒学士，但凡是改革派，都对旧有的制度会产生疑惑，进而想要改良它，施展自己心中的抱负。

　　事实上这件事无论如何，朱翊钧都不算吃亏，哪怕是最后不能君民同耕，引起大明上下内外，对土豆、番薯这些作物的重视，朱翊钧这波就是血赚不亏。

　　十岁的少年天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心怀天下，想要为这天下做这些事儿，只是没有注意方式方法，毕竟小皇帝还没学过孟子，论语都才认真学了三天而已，不知道其中的轻重厉害。

　　大明群臣还是有这种宽容的，没有这种宽容的臣子，自然是不修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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